什么是丁戊奇荒丁戊奇荒造成了什么影响
发布时间：2024年02月21日 点击：[19]人次
什么是丁戊奇荒？丁戊奇荒造成了什么影响？
丁戊奇荒是一次旱灾饥荒，指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即 1877 — 1878 年发生在中国大地的特大灾荒，饥荒是人民的灾难，又是豪绅、贪官、奸商、高利贷者大发横财的良机，有所谓“一欠等三收”。
参与山西赈灾的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说：“灾难在所有人的心中激起了邪恶的念头，民众开始惊慌不安，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的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饭。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不错。便组成了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
各地虽然还未出现扯旗放炮、公然暴动的恶性事件，但是类似李提摩太所描绘的“吃大户”这样的小规模骚乱几乎天天不断，“盗匪”们甚至公然在官道上竖起大旗“王法难犯，饥饿难当”。遍地的星星之火，虽然渺小，但一旦燎原，局势将不可想象。因此，从李鸿章到军机处，乃至皇帝、太后，都深感“防流”的紧迫性，也因此不惜血本地加大各地的赈灾力度，全力控制灾民。
地处灾区的天津固然要严防死守，连远离灾区的江南，也到处是“粥厂”。数百万灾民拥进锦绣江南，地方官绅们竭尽全力，层层堵截，“就地留养”。
江苏巡抚吴元炳从最北边的、远离江南的徐州就开始设卡拦截，当徐州的官员还对开办粥厂的重要性认识不清，经费不能落实时，堂堂的吴元炳立即带头捐款。
徐州往南，吴元炳在清江设立了17个粥厂，收容四万五千余人。
再往南，扬州成为拦截收容灾民的主阵地。扬州城外的五台山，本有军营旧址，如今砌上围墙，只留一门。四边再挖掘壕沟包围，俨然一个大监狱。被收容于此的灾民，一律编号分队，实行军事化管理。扬州五台山一共设立了11个粥厂，收容灾民四万二千余人。
南京、苏州等重镇也都在城外设置了粥厂，地方政府官员亲自负责，甚至连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也在灾荒开始的第一年收容了一千二百多人。
但是，灾民似乎越截越多，到1877年底，苏州收容的灾民已经超过二万人，情况危急。而大量的灾民继续南下，最后连杭州城内也人满为患，社会秩序极为混乱。
对于流民的危害性，李鸿章十分清楚，他说：“北省伏莽甚多，匪徒乘饥思逞，时需分投防剿。”对此，他采取了两手抓：一手抓赈济、抓抚恤，全方位、多渠道地筹粮筹款，不仅破天荒地接受外国的救助，而且还加大了“卖官鬻爵”的“捐纳”力度;另一手抓收容、抓镇压，军队进入灾区进行戒备，“分路弹压巡缉，并令地方文武严密防捕，如有奸民借荒纠抢，持械行强者，准即严孥正法以遏乱萌”。自嘲为“裱糊匠”的李鸿章，如今又成了治安“消防队队长”。
为了减轻各地尤其是京津地区的“粥厂”压力，李鸿章下令在寒冬过后，就必须给灾民发放路费和粮食，遣送回乡，准备灾区的春耕播种。但是，这场大旱灾足足持续三年，耕种无望，没有饿死的灾民继续逃荒。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流民”风险，令大清政府的神经高度紧张。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江南士绅为代表的地方士绅们，与政府一拍即合，开始了对民间赈灾的大幅度改革，改变了传统“义赈”坐等灾民上门的做法，而是深入灾区。试图将“防流”工作从源头做起。
社会影响
虽然光绪初年爆发的“丁戊奇荒”主要打击了华北地区，但其对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区域即江南同样造成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而学界以往的考察，基本上都忽视了从江南的地方性视角出发来理解这场灾荒的意义，因此在论及中国近代救荒事业的一个重要变动即晚清义赈的兴起时，其判断并不完全准确。“丁戊奇荒”影响江南的首要表现，便是北方灾区的大批饥民纷纷涌入江南地区，给当地带来了很大的不安因素，江南地方精英很快动员起来抵御难民潮。其中，苏州绅士谢家福于光绪三年二月初便做出了越过本籍地界救荒的尝试。这种努力构成了李金镛等人行动的一个重要背景。可以肯定李金镛苏北救荒行动的基本性质，与后来被公认为晚清义赈的那种赈灾机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归根结底还是属于江南社会应对外来难民潮的努力中的一部分，其根本目的依然没有越出护卫乡土的范围。不仅如此，光绪三、四年出现在江南的社会舆论，最盛行的也是一种基于江南地方本位的思路。可见，由于忽视了地方性视角，以往研究当然未曾对这种立场及其在这场灾荒期间的各种表现给予注意，也就无法准确把握光绪二年底江南士绅的苏北行动的具体背景和实际性质。这提醒我们，在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时，切不可过于低估内在传统资源的能动作用。